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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陵散 的历史博客

历史的迷雾总有驱散之日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抗战的肚皮   

2014-10-20 20:33:39|  分类: 写过的文字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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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唐元鹏 王戡   首发大象公会

1943年3月,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出现学潮,起因十分朴实:食堂的饭太难吃。

当时中大的米饭被称作“八宝饭”——掺有沙子、煤屑、稗子、稻谷,学生相当不满。关键时刻,兼任校长的蒋介石亲自视察食堂,不顾牙齿被咯掉的危险,与学生谈笑风生,连吃三碗,诸同学面面相觑,一场风波无形化解。

客观来讲,中大的大学生确实娇气了。此时正值抗战关键时刻,物资匮乏,前线国军已经吃“八宝饭”很久了,而共军则连大米都吃不上——他们自嘲为“小米加步枪”。

日军的供应要好一些,但是随着战争逐步深入,也出现营养不良情况,以往从国内运输的粮食供应不足,只有频频扫荡。

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,后勤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但抗战三方军队的后勤很难及格,国军、共军一直未能建立现代后勤系统,日军的系统很快无法支撑。

这样的军队都怎么填饱肚皮呢?真的都靠抓鸡、小米、八宝饭吗?

【日军“精大米”】

最初,日军还依赖后勤从国内运输,伙食标准令中国军队羡慕。

日军的后勤体系建立于明治维新时,经历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洗礼,侵华战争爆发以前,已有相对成熟的,由经理部(后勤部)领导,兵站线组成的体系。

按照日军后勤条例规定,士兵每人每天要吃870克精米,或者与之热量相等的面包、饼干、压缩干粮、精谷物。除主食外,还有熏肉、鸡蛋、盐渍或糠渍酱菜。为保证盐的摄入,每天还有150克味增或者0.08升盐或调味汁。

以华北方面军为例,从1938年2月11日至3月10日,接收了来自日、朝、台湾、东北等地输送的海量物资,以养活12万日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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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军接收的物资

庞大的物资在日本、东北、朝鲜、台湾等地聚集,通过广岛、门司、旅顺、台北高雄等港口海轮运到中国的天津、青岛,再由铁路公路转运,最后送到每个华北方面军士兵的手里。

此时的日军还完全依赖本土或殖民地送来的物资,对搜集当地食品并不热心。1937年12月,京津地区日军把掳获的中国大米主要用于抚恤、赈济地方百姓。

1939年日军经理部一份交运清单中,蜜柑罐头、水蜜桃罐头、蜜豆罐头、马手贝罐头、瑶柱罐头、浅利贝罐头等赫然在列。除了浅利贝罐头,运量都在1万罐以上,蜜柑罐头达到31万罐。

这些美味佳肴都是随着清酒送来的下酒菜。1938年的陆军纪念日,每名华北日本兵获得了0.4瓶清酒,1份甜品,100克干果,以资庆祝。

不过,依赖后方也有风险,一旦供应中断将十分被动,第二师团荻原支队在山西北部作战就是如此。运输车损坏后,他们只好在主食中掺杂从当地搜集的小米、高粱、粟米、生野菜,辅以搜集的鸡肉、猪肉、砂糖、食盐、豆酱,还要日军飞机空投,勉强撑饱了肚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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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有机会,日军便要制作家乡小吃——大快朵颐

随着战争不断深入,日军的后勤逐渐难以支撑,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就地取材上。《1941年度兵站运营要纲》中,经理部提出粮秣以当地(占领区)获得为主,即使运输,也在满洲、内地占领区内部调剂,减少日本本土运送。

什么是当地征集?就是传说中的“鬼子”进村。日军下乡扫荡时,最喜欢抓鸡,1941年8月一次扫荡中,日军在北岳区共抓了5万只鸡。一位青岛人回忆:“日本兵爱吃鸡,隔三差五出来四处抓鸡解馋,东西大村的鸡被日本兵抓得精光,在那苦难的抗日八年中,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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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军爱吃鸡,下乡抓鸡成为了抗战中侵略者的标准形象

日军很快建立了比扫荡更省力的制度:上贡。华北平原的日军建立据点后,向当地摊派“田赋”和“警备餐”,田赋每亩每年 4.3元(伪币);警备餐是大米白面,猪肉牛肉,鸡鸭鱼鹅,蔬菜水果,烟酒茶等。

为了让日军少出据点扫荡,一般乡村都会尽力供应。望都县北坝子村给附近据点每天上贡菜12斤、香油5斤、鸡蛋20个。

适应了中式食材,也很快学会了中式炊具。36师团晋南作战后就总结道:用中式的大锅能在短时间内作出大量饭食,非常适合野外环境。

依靠着上贡、扫荡、运输,日军普遍能吃上精大米。但这也给日军带来了富贵病——脚气。

此脚气并非皮肤病,而是一种因只吃精米导致维生素缺乏的病症。这是日军老传统——甲午战争中,日军有20%的死亡源于脚气病。

1939年8月下旬,华南派遣军就有386个脚气病例,军医部很快下发防治脚气高发的文件。高级军官也曾中招,野战重炮第二旅团团长木谷少将就死于此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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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军种菜,随着战争深入,就地征发成了日军主要的补给手段

1944年以后,娇贵的日军也出现了断粮。

1944年末,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日军27师团在湖南遇到了粮食危机,补给送不上来,部分中队只有在农田里觅食,幸好已是秋收,稻米和红薯获取不少。但是,副食品基本没有,特别是缺肉,动物性蛋白质严重缺乏,造成了大面积的战争营养失调症。

“一号作战”的湖南战场,真成了日军的噩梦,营养不良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几乎与战斗伤员达到1比1,截至7月22日,10个师团有8327人战伤,得病的达到7099人。

【国军“八宝饭”】

国军的供应体系远不如日军发达,饮食标准也偏低。

1935年,军政部制定了陆军战时给养定量标准:每人每天大米22两或面粉26两(旧制,一斤等于十六两),罐头肉4两、干菜2两、咸菜2两、食盐3钱、酱油4钱,临时加给烧酒2两或白糖1两。军政部只部分解决运输问题:主食和油、盐依靠兵站采购,副食则靠部队自行购买。

武汉会战后,苏皖浙赣沦陷,物价飞涨,副食很快买不起了,主食的米面接下来也难以供应。为了解决吃饭问题,1941年7月,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,将田赋征收由现金改为实物,当年就筹集到粮食2460万石,效果立竿见影。

“田赋征实”以数量衡量一切,粮食质量便急转直下。部队吃的米饭有霉米、沙子、石子、粗糠、稻壳、稗子、老鼠屎和小虫子,雅号“八宝饭”产生于此。第54军军长黄维曾因粮食质量太差,愤而将整包大米寄到军政部抗议。

军政部虽然制定了伙食标准,现实中的执行常是炊事班抬出几大桶米饭,士兵蜂拥抢食。老兵对吃饭别有心得,总结为“一碗高、二碗半、三碗鼻子看不见”——第一碗略高过碗边,先给肚子填个底;第二碗只盛一半,倒上热水当粥喝,也有利消化;第三碗要盛到看不见鼻子,再躲到一边慢慢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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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军在盛饭

大部分国军只能勉强吃饱主食,但身为天之骄子的空军得到了特别优待,抗战最困难的时刻,飞行员每餐依然可以吃到肉类、鸡蛋和牛奶,让因物价升腾伙食水平下降的地勤官兵羡慕不已,自嘲:“空勤的紧吃、地勤的吃紧”。

海军的战舰虽然损失殆尽,待遇仍高陆军一筹,主食同样吃八宝米,副食却能做到“荤素兼有、肉食不断”。有些海军军官还不忘吃西餐的派头,每周总有一天用刀叉就餐,虽然食物只是馒头一个、咸鱼一条、豆腐蔬菜各一碟。

陆军官员的回忆录中,“吃好”的标准低的可怜。国民党将军董其武,在87岁高龄撰写的回忆录里,还对傅作义总部吃到的一顿午餐念念不忘,感叹“真是一顿丰盛的美餐”,其实,那不过是“糜米饭和羊肉煮山药蛋”。第75师参谋赵康侯记忆中的抗战美食更是寒酸,只是“半茶缸番薯米饭”而已,但是“饥者甘食,其味之美至今不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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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军军校生的一餐

对普通士兵而言,吃好的唯一标准就是吃肉,但像日本人一样进村抓鸡,很可能被村民告状从而关禁闭甚至枪毙。于是偶尔抓到的狗成为了改善伙食的重要来源,当时任职排长的黄仁宇就担心自己部下吃狗吃出毛病。

残酷的战争消耗着各方的供给,抗战后期,国军的伙食普遍下降。

湖南战场上,被日军围困的衡阳城守城国军主食从“机(磨精)米白面”换上了“灰糠和糙米”。副食也每况愈下,从最初的鸡鸭牛羊,到日军炮弹炸出池塘的鱼,再到油炸花生和黄豆,最后就只剩下白盐和开水了。

抗战中期孤悬敌后的中条山地区更加艰难。粮食要长途运输,自己加工,菜蔬油盐奇缺,士兵只好采集野葱、野韭菜、野香椿、桑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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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级将领的午餐比士兵丰盛一些,图为松山前线,右二卫立煌

饿肚子最惨痛的,当属第一次远征时退入野人山的国军。最初还能吃到宰杀的牛肉、马肉以及自己携带的米面、罐头,之后就只有煮食山民种植的苞谷,以及草根、树叶、芭蕉根吃。火柴用完之后,只能找些猴子吃的野果果腹。远征军女兵李明华回忆,饥饿多时的她吃到了两个煮小玉米:“如获稀世珍宝,其味道的鲜美难以笔墨形容”。

【共军“小米加步枪”】

八路军本身没有现代化的后勤体系,主要是靠各部自行筹措。1938年1月,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《关于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的指示》:一、别指望国民政府,二、给养不足就要靠人民支援,三、加强统一战线,找开明士绅募捐筹款。

这对共产党军队并不是问题——他们有丰富的自给经验。开始时,八路采用苏区方式:“打土豪分田地”,打汉奸没收财产,以及向敌后的国民党政府征集,走到哪吃到哪,就地筹粮、就地吃饭,没钱了就打个白条。

1940年6月,晋察冀军区要开辟平北根据地,正值青黄不接,阴雨绵绵,搞粮食非常困难。所到之处,百姓只能拿出刚刚成熟的青玉米棒、小土豆、窝瓜蛋,但部队吃了青玉米棒,来年的收成便没有了。为了巩固新区,平北分区政治部主任段苏权,事后筹措了一笔钱给当地,总算还了白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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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路军也常常只有主食可吃

在华北抗日根据地,八路军最主要的粮食是小米,重要性堪比货币。晋察冀的政府帐目是以小米或其等同物为单位结算,“小米加步枪”说法不胫而走。

根据地经验丰富了,也搞出了制度创新:屯粮,征收爱国公粮,达到了稳定供应。华北八路军每人每月的伙食标准是40~45斤小米,3两油,1.5~3.5元的菜金。

但这份标准中没有肉食,实际上,相对于国军和日军,共产党军队没法指望上级拨给,只有各显神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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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路军也有享用瓶装水的时候

湖南人赵贵徵在1938年2月参加了八路军进入了抗大学习,他发现陕北人不吃下水,猪牛羊的下水都埋在地里,于是他便联系了当地人做内应,看谁家宰羊,就偷摸把下水起出来,与战友们煮了吃。

后来小赵到了晋察冀当了连指导员,主要工作就是解决口粮,他鼓捣了20亩地种蔬菜,又养了两只猪,特别是躲藏反扫荡时,赵贵徵宰了一头猪,有效地鼓舞了连队士气。

战时,延安的领导们吃顿好饭也是值得一提的大事,359旅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率部返回陕北,他在1939年11月共30天的日记里,特别提到吃饭的有13天,其中有15顿饭是请客、被请客或者会餐,特地提到“好饭”的有三顿。

王恩茂还喜欢下基层,也经常能打牙祭,在特别困难的43年2月,王恩茂吃了一顿717团1营的酒席,这桌饭一开始是点心,糕、糖、油煎的花生面块、梨、枣等。正席则有几十碗菜,最后每桌都剩下不少菜。

就在王恩茂吃一营的酒席时,整个华北的八路都陷入了粮食困境。1941年后国民政府断了对共军的供给,加诸“五一”大扫荡,中原灾荒等因素,共军伙食标准急剧下降,部分地区以黑豆加野菜为食。

1942年,冀西区部分部队每天只吃二两黑豆,以野菜,树叶,树皮,草根充饥。但他们仍然保持了风度,把离村近的榆树皮和野菜留给群众,部队到十几里外的高山上采集。

连白洋淀这种号称富庶的地区,百姓也只能捞水草过活。著名的“雁翎队”经常只能捞点鱼虾白水煮着吃,既没油,也没盐,腥味扑鼻,有时候刚咽下去,立马吐出来。

日军也时刻在与八路抢夺着粮食,在1941年后,日军的扫荡多数在春秋两季,春季干扰播种,秋季跟八路抢收。1941年8月的扫荡中,日军在北岳区和平西区被抢走或损坏粮食5799万斤粮食,3万头家畜。

面对如此局面,八路军放下枪,拿起锄头开始了大生产。冀西区在拒马河两岸试种稻子,1943年稻谷取得大丰收,军队吃上了大米饭。赵贵徵组织部下开垦了10几亩地,种下了山药蛋,结果收了三万斤,解决了连队3个月的伙食,当然山药面饼不可能有多么好的口感。

经过一年的大生产,口粮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,晋察冀第3军分区2团1943年秋后,每人每天能吃六钱油、七钱盐、二斤菜,每人每月还能吃一斤猪肉。到1944年冬天,这个团的士兵平均体重从94.5斤增加到114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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