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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陵散 的历史博客

历史的迷雾总有驱散之日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一个华人农场主的暴力哲学(南非行记3)  

2010-08-16 14:07:4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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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每隔两天黄明要给GRANDE VELMORE庄园送50公斤卷心菜,这不是一笔大生意,但却是一笔让黄明很在意的买卖。因为GRANDE VELMORE里住着参加世界杯的德国队。德国队的驻地和他的农场只有一河之隔,离得如此之近,让黄明得到了这笔生意。就这样接手了半年农场的中国移民黄明就和南非世界杯不期而遇。
    在南非经营农场的华人少之又少,黄明告诉记者约堡周边不过13家,虽然菜的利润很高,但经营难度之大,身处国内的农夫根本无法想象。要对付手下黑工,要应付昼夜相差30度的温差,要提防小偷,要防止警察敲诈,要应付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情形。
    但黄明决心干下去,每天来到农场,他会往身上掖两把手枪,然后会挺直腰杆走入农场,他相信自己的剽悍能应付所有的场面。

农场主的暴力哲学
    对于黄明来说,世界杯无法给他带来太多激动,连一场比赛都没看过。因为他要烦的事情很多,每当他来到农场,黄明会抽出两支手枪插在腰间。手枪是他在南非安身立命的依靠,靠着手枪,黄明让手下16名黑工臣服;还要靠着手枪抵御随时可能接近农场的劫匪。在南非经营一间农场必须有枪,就如大部分白人农场主一样,黄明相信暴力。有时候为了制止手下黑工的闹事,黄明会毫不犹豫地拔出枪,放一枪吓唬一下他们。黄明说,这很管用,他们会吓得屁滚尿流。
    16名工人,全靠他和另一个华人帮工管理。每天早上5点半,黄明起床,农场的黑工6点半上工。黄明来到农场将近7点,收上当天的菜之后,他要开车往70公里以外的约堡送菜并且收款,在约堡的唐人街吃个早饭加中午饭,下午1点左右黄明往回返,到了农场监督一下工人们干活,然后3、4点回家,吃过晚饭后,黄明拿起枪重新回到农场守夜。
    黄明向记者讲述了一次最危险的经历。刚刚盘下农场时他孤身一人住在小农场里,有一天夜里10点的时候,听到周围的狼狗在叫,一辆车停在小院前,车里跳出5个黑人,翻过篱笆跳到院子里来。“我把手枪上膛,对着外面打,但没打他们,对着地上和空中打。他们一听火力那么强,立刻跑路了。过了一会警察来了,我开门给警察。他在地上捡了两个子弹壳。警察说我有黑枪,我说枪是强盗的,警察说怎么会有弹壳,我说弹壳是外面捡进来的。幸亏有枪,否则那次一定栽了。”这件事给黄明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,“在南非有枪是最重要的,有枪能反抗,隔着门可以抵抗,必须不能让他们进门。否则人家拿枪顶着窗户敲门都没办法。”
    从此以后,枪成为了黄明的安全依靠,有的时候甚至依靠它来管理工人。当黄明刚来到农场时,立刻给了当地黑工一个下马威,“一名隔壁白人家的黑工很霸道,不许我的黑工把行李放进工棚。我跟他理论,他来了一句FUCK,我上去就给了他一拳,然后掏出枪顶着他的头,他顿时就软了。以前那些工人一发工资就会被他敲去十块二十块,但自此之后就不敢再作威作福了。”
    黄明指着一名工人向记者介绍,那人原来在农场有些小偷小摸。黄明再次动了枪,枪一上膛,直接对着地上就是一枪。黄明说,从此以后这名工人被他收服了,再也不敢造次。
    对于黄明来说,除了依靠强硬的手段,别无他法,在南非只有剽悍的人生才能有活路。在枪的支持下,黄明的农场暂时保持着安静。但周围的不安定蠢蠢欲动,当记者第二次来到农场时,黄明刚刚平息了一场工人的骚乱,一名不安分的黑工被他软硬兼施地收服了。对于黄明来说,这样的经历不会是第一次。
    从入主农场第一天开始,黄明一直这样过着,但最近一段时间就连如此剽悍的他也有些吃不消。黄明带着记者来到小河沟旁,这里为农场提供了免费的灌溉水源。一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盗贼盯上了农场,他们将河边的水泵电缆偷走了,整整二十米长的电缆,盗贼剥开外衣偷走了中间的铜线。从世界杯开始第二天他的电缆被盗之后,黄明就开始执行着他的夜伏计划,每天晚上在农场幽暗的丛林中设伏,某几天晚上温度跌到零下7度左右。一周之后,黄明告诉记者他的电缆再度被盗,因为那天晚上他没有埋伏,因此他怀疑农场有内鬼给盗贼通风报信。
    电闸之下,是一大堆被刀切开的电线外套,一晚上他被偷了价值三千兰特的电线,黄明恨得牙根痒痒,“这些人都是老手,他们先切断河对岸的高压线电路,然后从电闸下切断电线,顺着埋在地下的电线一直拉过去,一次全都搞光。”记者两次来到他的农场,两次看到电闸的断口。黄明有些恼火,但他又有些无可奈何。他只能披着大衣,每天晚上插着两杆枪巡夜。枪和硬朗的做派支撑起一种暴力哲学,黄明必须依靠它安身立命。

一个中国化的“乡镇企业”
    在成为农场主之前,黄明在叔叔的服装店里帮忙,接手农场是因为前一个华人被黑人抢得无法经营下去了,“那是我的一个老乡,他年纪大,性格比较软,被人欺负,旁边的黑工都来欺负他,他被抢得经营不下去了,只能走人。”
    黄明的叔叔找到他,问他是否愿意干。黄明考虑了一下,“别人怀疑我有没有这个胆,也不看我是在国内干嘛的,有什么可怕的?”我叔叔说:“你有这个胆也可以试试,也许只有你去才能镇得住那些黑人。”黄明从不说他在国内的经历,只是偶尔透露从事过危险性颇高的工作。
    黄明拿着二十万的资本进入农场,从今年1月底开始到现在,黄明一直努力经营着有着16名黑工,80亩地,25个塑料大棚的农场。他告诉记者,“在中国种这么大的地,一年挣个20万就开心得很了,在这里,利润一年翻四翻,轻轻松松。”对于一个来到南非只有两年的新侨来说,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,在南非种菜是不错的买卖,在南非菜比肉贵,一公斤土豆都要十几兰特,而一公斤肉排也不过20多。黄明认为只要自己辛苦一点,冒一点风险,这个买卖做上5年左右,能给他带来千万的收入。
    看中这个农场,还因为农场的基础设施前一任已经做好了,比如长达数公里的灌溉管道,为此上一任老乡投资两百万;另外农场旁有一条小河,四面环山没有风,霜冻较少。“这是一块风水宝地,有的老乡的农场,光打井就花了上百万,还无法保证灌溉需要,而那条小河完全可以满足。”到了明年25个大棚需要换塑料薄膜,这是7万多兰特的投资,但黄明表示,这点钱不算什么。
    除了安全,真正让他操心的就是小工,这里的小工都是非法移民,来自津巴布韦、马拉维、莫桑比克。在黄明眼中,这些工人有着一些通病,比如纪律性差,爱偷鸡摸狗,懒惰,他不得不每时每刻都在跟手下的小工斗智斗勇。
    “工人偷东西,看不到不管,如果看到了就得追究,承认的扣点工资,如果不承认从领班工人开始扣,看到了不汇报就视为同伙。领班工人工资比别人高要负上更大的责任。
”比如对付小工偷东西,黄明用的就是连坐法。黄明说在惩治了几次之后,这些小工的手脚干净多了。不过到现在为止,黄明仍然不敢在农场里养家畜,“养一只鸡不用两天就会被他们偷吃。”
    而管理工人方面,黄明恩威并施。“我坚决不给他们加工资,今天给他们加了50块,那么过不了多久,他们又要求加,不加就旷工罢工,还得逼着你加。所以这个先例不能开,一开就没法管理了,不想干的可以走。工资不能加,但可以发奖金。每次发工资时,我会在车里另发奖金,点到一个名就过来,但奖金多少谁都不知道。有时候偶尔发高奖金的还要露给他们看,奖金一般50-100不等。这是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手段。每一次都会漏掉一两个不点名,让他们知道要努力争取下周的奖金。”
    这些小工因为是偷渡者,又没有文化,他们只能在农场里做着最辛苦的工作,接受着每月一千兰特的工资,加上奖金,他们每月的收入大概在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之间。黄明 不管他们吃饭,只是每个月给他们一袋玉米面,然后每周偶尔给他们一些碎肉,鸡什么的。黄明并不认为他们状况最差,“他们在我这里挣的不算少,至少比一些奴隶性质的包身工要强。对于工人,条件千万不要答应太多,对他们好,会让他们感到这是天经地义。”
    当人们研究南非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腾飞的奥秘时指出,那些来自种族隔离下的黑人廉价劳工,给南非的经济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,也让南非成为了“非洲工厂”。时至今日,中国正走着南非的老路,只不过廉价劳动力变成了来自乡下的农民工。黄明这个来自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农场主,毫无疑问正在因袭着国内的管理制度,而这些制度早在长三角,珠三角地区无数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乡镇企业中习以为常。
    在离比勒陀利亚不远的农场里,记者看着一个中国式管理和黑人廉价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“乡镇企业”,它是中国和南非的独特结合,在这里黄明追求着他的千万富翁的梦想

农场在南非是社会问题
    当黄明带着记者在农场采访的时候,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样的故事。在他的农场附近,一位农场主回家的时候发现三个黑人正在他家的床上打扑克,黑人对农场主说,这本来就是黑人的土地,你三天之内滚出这里交出土地。白人农场主无奈之下只得选择收拾包袱离开。黄明说,在这附近无论白人还是华人农场主都会有枪保护自己,但许多白人选择离开。
    自从1994年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非国大当政以来,黑人正以各种手段向原先拥有土地的白人农场主索要土地。2003年,南非白人作家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他的最重要的作品《耻辱》讲述的就是关于南非农场的故事,白人农场主露西被黑人雇工佩特鲁斯强奸后,被迫委身于雇工,并且成为佩特鲁斯第三个妻子,同时农场的产权转到了佩特鲁斯的名下。而在南非,几乎所有黑人向白人农场主夺取土地的过程都充满了血腥和暴力,2004年据《纽约时报》称,已经有1500余名白人农场主因此被杀害。
    黄明跟记者说:“在南非每年平均有200名农场主死于非命,就是一些黑人要将农场据为己有,所以农场主都想把地卖掉。”黄明个人认为黑人的所为也没什么,毕竟现在的土地是当年殖民时代白人抢的黑人的土地。
    《耻辱》在南非出版后,执政党“非洲国民大会”发表声明,指责库切歪曲南非的新局面。但事实却是南非的土地再分配,远远落后于计划。并不是白人不愿出卖土地,很多人巴不得拿了钱走路,而是南非非国大政府在1999年——《耻辱》出版的那一年停止了分配,因为分到土地的黑人大部分经营不善而破产,使得政府既少收了白人的旧税却又收不到黑人的新税,没有资金继续这一计划。而那些没有耐心的无地黑人采取了极端的手段。
    当黄明的货车拐进农场的小路时,路边插着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“FOR SELE”(出售),上面还有农场主的姓名和电话。马修斯已经不愿继续呆在自家祖辈生活的土地上,他决心把地卖掉。黄明告诉记者,“卖不出去的,在南非土地是最不值钱的,更何况在周围的黑人虎视眈眈,谁愿意接手一片没有安全的土地?”
    精明的黄明已经意识到,他在不知不觉中置身于南非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里:“如果这里被黑人盯上了,你就只有离开。”所谓的盯上,黄明没有明说,既然他可以用枪吓走盗贼,那么盯上这里的肯定是比盗贼更可怕的角色。黄明说:“一切都凭运气,如果我发现有黑人盯上这里,我也只能选择离开,我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。但不会回国,大不了换一个农场。”
    记者来的这天,正好遇到马修斯的叔叔和女儿在农场,莉亚已经嫁到了约堡,有工作,有儿女,她不会再继承这块土地,当然也不可能再遭遇露西的命运。莉亚警惕地看着记者镜头,她拒绝记者采访匆匆驾车而去,车轮卷起的一路烟尘代表了南非农场的现状——除了像黄明这样剽悍的外国人,越来越少的白人愿意继续坚持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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